优势家庭更看重家庭背景能发生影响力的专业 既然高等教育群体，包括硕士毕业生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依旧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那么，优势家庭在教育扩张后是如何凭借家庭背景优势维持自身的地位优势的？ 第一，从学校选拔性来看，无论是硕士生还是本科生都存在明显的家庭背景差异。在本科生中，中高家庭收入、父亲职业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学生在重点大学的相对比例更高，而硕士生恰恰相反。之所以硕士生的教育机会相对更加均等，原因可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本科生为了摆脱家庭困难，往往更愿意加倍努力去追求研究生学历，而相比较而言，优势家庭出身的本科生凭借其本科文凭和家庭背景已经足够在劳动力市场中谋取一份体面的工作，因而追求更高学历的动力和必要性降低。 第二，不同家庭背景在专业领域上存在不同的策略选择，在本科生和硕士生中都是如此。虽然理学或工学、经济学或管理学受到最多关注，但是低家庭收入、农民或农民工家庭出身的学生在理学或工学专业的相对比例更高，而高家庭收入、父亲职业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学生在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领域的相对比例更高，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都是如此。同时，优势家庭选择文史哲、教育学或法学等其他人文社科类专业的相对比例也要更高。 不同家庭背景在教育扩张后存在不同的教育策略。具体地说，为了实现向上流动，不利家庭更倾向于选择能够使其在将来求职过程中容易摆脱家庭背景束缚的理学或工学专业。优势家庭则倾向于选择人文社科类专业、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但是优势家庭之所以作出这一选择，并非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富有经济回报，而是因为这些专业在求职时更容易发挥家庭背景的影响。 除了教育机会不均等，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同样是阻碍代际流动的重要障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第一，在高校毕业生中，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影响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学历层次越高起薪越高、越容易从事管理技术类工作，相比本、专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更高；相比人文社科类专业，理工类专业的起薪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相对更高。 第二，没有足够证据支持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比本科毕业生要弱。学历层次不能调节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和本科毕业生一样显著存在，并没有降低。尽管学历层次对代际效应的调节作用不存在，但专业领域能够调节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人文社科类专业，家庭背景的影响强于理工类专业。 第三，家庭背景的影响之所以在硕士毕业生中没有弱化，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与本科毕业生一样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都不是完全遵循绩效主义原则。从职业分布差异和职业内起薪差异上来看，硕士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都同样存在明显的职业地位再生产现象，即使从事同一职业，起薪也存在明显的家庭背景差异，家庭背景越好起薪越高。 第四，教育扩张后，不同家庭存在不同的教育策略选择。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实现代际流动的重要工具。不利家庭出身的学生可以通过追求研究生学历、选择理工类专业来实现向上流动，因为研究生学历、理工类专业能够带来相对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回报，理工类专业可以帮助其在求职时摆脱家庭背景的束缚。比较而言，优势家庭并不一定非要追求更高的研究生学历，其教育策略更加多元，如选择专业领域时更多选择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人文社科类专业，这些专业更容易在求职时发挥家庭背景的优势。 长期以来，研究者关注教育机会不均等更多强调教育的垂直差异——学历水平高低，而本研究的结论再次提醒我们，教育的水平差异(专业领域的差异)同样不容忽视。专业领域和教育水平一样是优势家庭实现地位再生产的重要工具。在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方面，除了要采取补偿性原则增加对社会底层群体尤其是其中富有能力天赋个体的教育和财政支持，提高农村贫寒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机会外，加强对不利家庭子女在高等教育专业选择方面的指导同样重要。 研究还表明，包括硕士毕业生在内的高等教育群体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都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这告诉我们，要想更好地体现教育的价值，发挥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单纯把目光聚焦在教育系统内的机会分配显然是不够的，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同样是阻碍代际流动的重要障碍。因此，政府应该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强化“能力本位”原则，逐步弱化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使得教育等人力资本的社会经济地位回报得以充分体现。 (杨中超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讲师，岳昌君为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自《教育研究》，有删节) |
